作者：曲玥

书名：从成本优势到效率驱动：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变与产业发展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日期：2021年1月

内容介绍 

　　在我国人口态势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其一直依赖于人口和劳动力优势而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的制造业产业的发展该何去何从成为学术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本人近年的研究始终将我国的人口转变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纳入到产业发展、产业转移、产业转型、人力资本提升和生产率改善等问题的探讨中，将劳动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相关领域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一系列针对我国特有的具有人口因素的产业研究的范式。而这样的研究得以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所涵盖的较为全面的统计指标，依靠这套数据我们可以对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及其优势特征、生产率及配置效率情况等等各项有关我国产业发展状况的测算，并且可以较为方便地分析其在产业区域等各个层级方面的特点和表现。这套数据包含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所有的国有企业和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这套数据也是我国当前可用的最为权威的工业领域的企业层级数据。当前可得的数据年份涉及1998-2012年。应该说这套数据指标十分丰富，其中2000-2007年的数据指标更是基本涵盖我们探析我国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各项指标，同时样本涵盖的年份阶段不仅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制造业快速成长的时期，这期间我国历经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完成以及产业发展日渐成熟的过程，同时这套数据也跨越了一般所认为的2004年前后的刘易斯转折点，因此非常有利于我们考察工业企业的发展历程特征以及刘易斯转折点前后劳动力成本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对于工业特别是其中制造业的影响。

　　本书所探讨的内容具体包含劳动力成本与竞争优势、区域发展差异与一国内的产业转移、投资倾斜与产能过剩、要素市场发育与配置效率、人力资本及其在企业层面的回报以及提升生产率的展望共6篇。

　　本书的第一篇测算并探讨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长足发展。其中，传统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充足低廉的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和源于二元经济阶段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带来的配置效率提升。以此带来的人口红利使得制造业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拉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放缓甚至下降，传统的人口红利日渐式微，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普通工人工资水平大幅提高。那么，在我国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并面临人口态势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制造业的发展能否顺应新的形势变化则至关重要，探讨测算与劳动力成本相关的竞争优势，探索在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前提下提高生产率以保持制造业的竞争力并继续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成为重要的学术课题和政策要点。本书的第一篇针对于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背景探讨了我国制造业是否会就此丧失传统优势的问题。得益于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的微观企业调查数据，通过考察1998-2012这段历时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并且劳动力态势也出现重大转变的时期，关注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国民经济重要部门的制造业在劳动力成本、其体现的竞争优势等方面的变化。这里我们将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作为测算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客观指标“单位劳动力成本”，进而得到一些密切影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有关劳动力成本与竞争优势方面的有益发现，并据此探索未来在劳动力态势进一步变化的阶段如何获取并保持竞争优势的一些思考。

　　本书的第二篇是有关我国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经济发展，特别是最初制造业的发展，是依赖于沿海地区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成长。因此，在探讨劳动力态势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相关议题时，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区域产业差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资等要素价格逐渐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逐渐丧失传统的优势，因而诱致企业逐渐向要素价格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流动。现有的文献中更多讨论的是产业在跨国间的这种流动，许多证据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改变，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会逐渐淘汰落后的产业结构至更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同时升级自身的产业结构以获取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源泉，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飞雁模式”，或者是“雁阵模式”。而对于我国，这个问题就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原因是，中国作为一个存在巨大区域差异的“大国经济体”，其区域间的要素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可能并不亚于国家间的差异。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对于我国，“飞雁”模式可能不是马上发生于国家间，而是首先发生于国内的区域之间。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口态势的相关表现已经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但在要素资源禀赋方面，特别是人口和劳动力资源方面，我国的区域之间是存在差异的。鉴于要素资源禀赋以及便利的地理条件，我国沿海地区率先发展了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内部，产业和经济在区域间的发展并不平衡，各区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有所差别。因此在这里，我们全面地观测区域间人口发展状况、劳动力禀赋的状况，以及产业经济发展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测算了解区域间与劳动力成本相关的优势表现。本书的第二篇以中国作为区域间发展存在巨大差异的“大国经济”为出发点从理论上探讨了制造业在总体产业升级的同时，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国内的区域间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向中西部地区的可能性和作用机制，以此勾画了人口态势转变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升级转型及其区域布局的总体脉络。

　　本书的第三篇是对于投资倾斜与产能过剩的相关讨论。中国经济依靠工业的长足发展实现了快速增长。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依靠投资特别是大量政府主导的投资所驱动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未遵循市场信号导致了资源配置不合理，其弊端也有所显现。正如前一篇所提到的后起的中西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产业倾斜政策获得了更高一级的产业结构。然而这样的产业结构如果背离了区域的比较优势会由此产生相应的产能过剩和效率损失。因此为了了解我国经济，特别是工业快速发展中的更深层的情况，在第三篇中我们评估工业产业的产能利用情况，并对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就业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相关的测算表明，大规模投资给中西部地区带来工业化加速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背离比较优势。与此同时，许多政策扶持性行业也都存在产能过剩现象。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各种转变和转型阶段，产业结构面临转变和升级的同时区域间的发展格局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在这样转型时期，一个有效合理的政策导向应该是在顺应经济发展和要素禀赋条件的基础上，创造更好的外部市场条件来引导生产要素自发的流动，而不是由人为主观主导投资的方向。在这一篇我们还看到，企业在应对市场需求不足时通常并不能及时地调节自身产量特别是劳动要素的使用数量，而与此对应的冗余就业更多由受教育程度低的脆弱群体构成，对此，在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则尤其需要注意防范相应的就业风险，政府需提供相应公共服务以平滑可能产生的就业方面的剧烈波动。

　　本书的第四篇是关于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随着低生育率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放缓，传统的人口红利和来自于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的配置效率日渐示微。中国经济需要消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释放和要素优化配置的体制障碍，加快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形成新的增长源泉。中国经济经过40余年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化方面已获得很大的进展，然而这一进展在产品市场的表现更为突出，而当前可能阻碍我国经济运行的制度方面的障碍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市场方面。在第四篇中，我们在测算生产率的基础上特别关注生产要素市场上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分别估计两种生产要素在配置上的合理程度。进一步地，考虑到在我国要素市场的发育过程中生产要素的价格通常并不与其单位贡献相一致，并且在不同领域具体的要素扭曲表现程度也有所差异，因此我们进一步分离出由要素扭曲程度改善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以获得纯粹的资源配置的改善效应，并以反事实假设估算，若各领域获得一致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可获得的福利改善。此外，不容忽视的是，在各项配置效率的改善中，离不开企业依据信号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和退出。而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企业的进入和退出行为始终是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来源。因而我们刻画描绘了我国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基本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测算企业的进入和退出行为带来的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改善（或降低），进一步探寻在哪些领域和环节上企业可更加自由地依据市场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和要素的使用，以通过进入和退出的行为带来生产率的改善。通过对以上几个问题的测算和验证，得以了解我国要素市场的发育状况、改善程度的来源、相应的福利损失和未来的改善空间以及相应的进一步的改革方向。

　　本书的第五篇是有关教育和人力资本的贡献。随着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我国的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将逐渐削弱，我国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需逐渐转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上面来。在我们基于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一些测算做出相应的分析时，事实上不能忽视人力资本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拉动作用以及对于个人劳动报酬的贡献。企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主体，也是个人实现其教育回报的最重要载体，是衔接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个人收入的关键，因此，研究企业层面的教育回报尤为重要。但由于数据可获得性问题，这一层面的研究一直比较缺乏。在我国，2004年的中国经济普查数据非常难得地涵盖了企业员工受教育水平相关信息，基于这套难得的数据在本书的第五篇我们得以测算中国工业领域的教育收益率的总体水平以及不同领域各自的教育收益率水平。虽然这一数据距离当前已有较长的时间间隔，但作为我国最具质量的企业调查数据，其包含丰富的员工教育结构信息的特点，这套数据仍然值得我们据此估算教育对于我国工业发展中的一些作用。此外，2004年也是本书所关注的1998-2012年期间，特别是其中重点关注的2000-2007年这段历时刘易斯转折前后几年我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的一些发展脉络和特征变化得以突出显现的居中年份，观察这一时期劳动力的教育状况对于企业层级各方面的一些影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对教育对生产率的影响效果的估计结果发现从业人员教育的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拉动作用，其中一部分进而成为劳动力收入的改善。因此，如果我们通过教育的发展，逐步提高劳动年龄人口以及就业人员的教育水平的话，那么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将会有持续的动力。

　　本书第六篇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进行了相关讨论。中国在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同时，面临人口态势发生的重大转变，这是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的发展历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加速，使得中国在跨越中等阶段的历程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书的最后一篇探讨了中国经济今后如何获得保持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的相关问题，在梳理生产率的相关概念和测算方法的演化变革的基础上，特别关注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一般经验和有效途径。相关针对中国的研究表明，二元结构的转换以及区域经济的收敛成为我国过去生产率改善的重要源泉。国际经验表明，人力资本提升、要素市场的发育以及配置效率的改善成为提高生产率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当前，由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结构转换和升级带来的配置效率改善已经逐渐完成并开始式微，而尚未获得来源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配置效率改善。进一步的生产率提升有赖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的产业高端化升级来实现。在理解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和人口态势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的基础上，应充分认识当前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获取所依托的条件与以往相比具有不同的特征。过去几十年的我国经济的竞争力主要依托大量的劳动年龄人口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等大量生产要素的充足投入。正是得益于要素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绝对充裕，即便要素的使用效率未达到最优，也可以依靠低廉的要素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生存空间。而当今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素价格发生快速变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高。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源泉只能体现在依靠要素质量的改善，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从而替代要素数量的增加，即从依赖成本优势转向依靠效率提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