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英国经济社会研究理事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英国南安普敦大学与圣安德鲁斯大学人口变化研究中心合作承办的“迁移与劳动力市场——中国和英国”国际研讨会于2009年6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参加本次研讨会的英国学者有来自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圣.安德鲁大学、诺丁汉大学、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利兹大学、赫瑞瓦特大学的16位专家教授，国内学者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国民经济研究所等国内人口与劳动经济学领域知名专家，以及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全国总工会等有关部门的专家和代表近百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共有30余位中英两国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做了专题发言。
会议由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局王镭副局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所长、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人口变化研究中心主任Jane Falkingham分别致辞。英国研究理事会驻中国办事处主任Chris Godwin做“英国研究理事会在中国的作用”的演讲。
会议主要从劳动力迁移、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差距、迁移与劳动力工资及微观经济行为、迁移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迁移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劳动力跨境流动与就业、农民工的社会经济特征变化等议题，研讨中英两国最新研究成果、交流与比较不同研究方法、途径和学术观点，就如何深入开发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根据最新实证研究形成理论与政策建议进行了交流。现就本次大会的主要研讨成果与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劳动力迁移：理论与证据
在全球经历金融危机的时刻，讨论迁移和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是非常有意义和必要的。英国是直接遭遇金融危机和受影响的国家，中国虽没有直接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国际贸易对中国的实体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严峻的。中国和全球经济密切相连的有几亿劳动力，至少农民工这部分劳动群体大概有2.3～2.4亿，此外，还有城市工人。对这些特定者劳动者群体更深入的认识，包括对他们的行为，对于了解和认识现实经济现象的新变化具有重要帮助。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扩散和加深，劳动力就业尤其是迁移劳动力的就业倍受关注。在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最大群体——农民工供求进入一个新阶段，农民工就业也面临新的形势。来自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全国抽样调查最新数据，采用Logit模型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比较高的农民工，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弱、抗冲击能力强；从行业角度来看，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以及社会保障低的农民工受到的冲击比较大。然而，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对农民工就业产生强烈关注，也增强了人们对制度改革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发展战略优化也将因受到挑战而造就机遇。由此，金融危机后农民工流动的就业结构将发生新的变化。
技术移民和人才流失的问题是迁移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理论上讲内部移民给移民的出发地会带来影响，目前的移民趋势是在发达国家之中进行的，再加上少部分来自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流入。那么，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对于移民的流出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关国家采取的移民政策对于移民产生了一个过滤的作用。所以到最后为移民做出的努力，会使移民出发国有更多的人才流出。但是，人才流动的所有争论都是表面现象，它掩盖的各个社会和各个经济体之间更有深层次问题的存在。有一些深层次问题造成了技术移民，这值得我们思考国家内部的人才流失问题。
通过比较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发现，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资源和农村从业人员的数量比常规统计口径中的乡村劳动力资源人员数要多；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和比例也要比常规统计口径中的数据要高。2005年可能是农村常住劳动力数量下降的拐点。2006年，农村外出就业人员占农村户籍从业人员的比例为23.8%；30岁以下的外出就业人员占农村户籍从业人员的比例为42.3%；但30岁以下的农村户籍从业人员仅占30岁以下农村户籍劳动力资源的77.6%，而其中21-30岁的该比例却达94.8%；20岁以下的该比例仅为52.9%。因此，推算有一部分年轻劳动力推迟就业会导致年轻外出劳动力资源供给的下降。
在英国，国内迁移问题也是一个经常被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对英国国内迁移的最新研究表明：按年龄来说，年龄不同对迁移的密度和强度影响程度也不同，20-24岁迁移率最高；按经济活动来分析，经济上的活跃对迁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按种族来说，不同种族群体的迁移率有较大的变化。从几种类型的交叉来观察，年轻的少数民族（20-24岁）流动性是最强的。总体上，英国国内区域间的迁移根据迁移者的年龄不同而不同，根据经济的活跃性不同，根据种族的情况不同而呈现差异。
国际迁移相对国内迁移或流动来说，情况相对复杂，其不确定性也进一步增大。选择什么样标准区分永久性和长期的迁移、定居。同时还要考虑各种各样的移民安排，包括季节性的、不规律的迁移等等。人口统计信息在迁移输入国和输出国都是非常有限的，存在统计数据的重复与差异，对迁移的影响因素也很难衡量。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幅度在社会经济体制中更加高，迁移过程本身就变更为复杂，研究者需要改进对迁移研究的方法，对不确定性进行恰当描述。
二、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及收入
无论是劳动力供给还是移民，家庭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农村家庭在农村经济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由此，家庭结构与劳动力供给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相互关系？在过去20年中这种关系是怎样演变的？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劳动力供给计量模型估计表明，家庭结构在家庭成员劳动力供给决策中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中国农村家庭结构与劳动力供给的关系，特别是区分多元家庭与单一家庭后，发现家庭结构实际上显著影响了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供给行为。
家庭迁移对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是否也受到影响？根据对英国和美国进行的比较研究表明：妇女的长距离迁移一般都是跟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是跟家庭伙伴共同的进行迁移，迁移率英国是0.425，在美国是0.418；那些不迁移的、长期迁移的和自己家里人进行迁移的，无论是否有孩子，妇女和家里人进行长距离的迁移也会受到影响。家庭迁移对男性有利，生小孩并不能用来解释家庭迁移对女性的负面影响。有小孩的和没有小孩迁移，只要举家迁移都会对妇女的收入有影响。在英国，迁移对男女性别之间的收入有很大的差别。
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不仅使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而且城市中的农民工也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非正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劳动力迁移对收入分配的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成为农民收入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农民增收和减贫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越来越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成为城乡之间连接的纽带和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力量。然而，迁移对收入分配形势的影响在以前的研究中没有得到有效反映，考虑这一因素的影响，将有助于重新认识中国的收入分配形势。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就业，其动机和目标是城乡迁移长期研究的一个经验问题。农村劳动力进城到底是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还是以分散风险为目标？对这一问题更深层次的思考是：分工分业若能够提高效率肯定是要素组合的结果。如果改革30年来要素组合变好的话，如果劳动力出去要素组合好就是收入最大化的问题。如果要素组合不好外出就是承担风险的结果。最新经验研究发现：外出迁移就业是中国农村家庭增加收入最有利的形式之一；对于那些要素组合多样化的家庭，特别是迁移收益低于农业劳动的家庭，在面对不同收益时继续多元化或多样化生产反映了中国家庭厌恶风险的行为特征。
三、迁移、劳动力工资及其微观经济行为
迁移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劳动力的迁移对于工资的影响。由于英国移民平均水平都是具有高技能特征，这样一种劳动力供应的增加是不是对英国本地人的工资水平发生了影响？通过替代方法，将整个劳动力市场分成不同的单元，每个单元格之间劳动力的年龄、教育程度和时间序列都不同，衡量在每个单元格当中移民所占的比重，计算英国移民和本地人的弹性替代系数，发现英国来的移民对于英国本地人是不完美的替代，双方的工作不一样。这说明移民人数的增加不一定会对于本地人工资水平产生下压，并不像人们所担心的情形。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中国政府2008年年底及2009年初做了很多政策性的转向，拟通过内需拉动的方式来刺激国民经济的增长，重点启动的是农村地区市场。由谁来承担拉动内需的主体？这是启动内需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根据宏观历史数据分析，农村居民的消费是启动内需的关键。根据2008年广东省的微观调查数据，比较农村外出人员、农业从业人员、城市移民和城市本地人口四个群体的消费需求，发现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就业人员有更强的消费意愿，家庭人均收入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家用电器、手机、电脑等具体商品的购买意愿与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显著相关。
从实证的角度看，对移民的经济行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消费，一是汇款。通过采用新型的中心取样技术，对意大利移民人数最多的工业区的研究发现，出现收入冲击等不良条件的外生冲击时，在移民的输出国会更多的催生非法移民；非法移民的收入相对来说较低，其收入中23%用于汇款。合法移民中只有13%的收入用于汇款。非法移民的消费率更低，合法移民的消费率更高。对中国移民的取样研究表明，总体结论一样，但是差距是更大，汇款更多，消费更少。在风险厌恶度方面，如果没有合法移民身份，会使得他们的消费减少30%，其汇款行为是合法移民的4-5倍。
根据2006年安徽和江苏的1500户抽样调查数据，农民工汇款的储蓄边际倾向高于其他来源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这说明，在农户纯收入一定的情况下，迁移者比非迁移者的储蓄更多。但是，考虑由于内生性和测量误差的存在，以及函数形式设定的问题，OLS估计存在偏差。采用工具变量的修正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汇款的边际储蓄倾向低于其他来源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的一半；农民工汇款对农业投入和农业产出都没有直接影响。这些发现与最近有关农民工汇款主要用于农户消费、迁移和生产投资没有关联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四、迁移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行业之间的差别在缩小，但是依然存在着较大的明显区别。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两种解释：一是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人力资本上的差别；另一个是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如何衡量由于分割造成的工作之间的差别？这种分割是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如何来解释时间上分割的变化？基于五普和2005年1%人口普查微观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分割指数在1990～2005年之间持续下降，行业的分割指数在1990～2000年之间相对下降速度更快一些，基本原因可能是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所致；职业分割指数在2000～2005年之间下降的更快，这可能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所致。
关于迁移，常有学术讨论城市人口迁移的时间和空间问题。中国50、60年代从城市向农村的迁移，改革后的农村向城市迁移，到现在各种劳动力市场和都市形态的相互依存的发展阶段，各种空间和各个时间段，移民的具体特点不同。以深圳城中村和北京中关村为例，城中村形成的形式，变化迅速，每一种形式都有一种创造，也进一步促进了移民的发展。城中村是城市附属地位和城市自主权利之间的中国流动人口不断学习与创造的结果。城中村的流动人口既可以通过城中村的形式来生存，也是通过创业行为发展自己在城市的位置。
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者是分割的还是非正规就业者的选择是理性选择？摒弃非正规就业者的同质性假定，将中国城镇的非正规就业细分为非正规受雇者和自雇者两类，通过对不同就业形式的工资差异分解，发现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受雇者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的自选择性，而自我雇佣者则没有自选择性。采用Bourguignon et. Al（2001）方法分解结果则表明，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受雇者的工资差异主要是由劳动力市场分割所致，而正规就业者和自我雇佣者的工资差异则完全由两者的特征差异造成。这表明要改善非正规就业者的劳动力市场表现，需要对非正规受雇者和自我雇佣者实行不同的政策措施。
五、劳动力迁移与高校毕业生就业
研究生、大学毕业生的迁移对地区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本地大学很善于吸引、保住好的学生，本地劳动市场受过良好教育的毕业生就多，对地区经济将产生长期的影响。这种人力资本的影响是一种长期的影响，比传统的收入、消费的乘数效应重要得多。以英国为例，考虑高等教育机构的地区经济影响时，毕业生的人力资本流动性不能被忽视；研究生的人力资本的移动性比本科毕业生高，若劳动力市场有更多的公共部门就业机会，能显著促进高校毕业生的保留率，大学生一般愿意留在城市规模较大、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
高校毕业生作为中国城市新增劳动力的主要群体之一，其就业选择行为非常值得关注。从成本和收益角度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进行的统计和计量分析显示：跨省流动就业与本省就业的毕业生求职费用总量相当，跨省就业的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学校帮助；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跨省就业的毕业生起薪显著高于本省就业的毕业生。户籍制度对毕业生跨省就业的限制，增大了毕业生就业的成本，使得人力资本禀赋较高（如学习成绩好）的毕业生并不一定配置到起薪更高的位置，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了效率损失。
六、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力跨境流动就业
对于全球劳务市场理论研究方面，目前较多的是从接收国角度研究，而全球化劳务市场对输送地劳动力的流动、工作条件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这样一个面向世界开放的国家，怎么样调整劳动管理体制和政策来适应全球劳动力市场？以中国合同制海员为例，基于双层劳动力市场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国营企业的海员涉及到国内船和国际船上流动，趋势是越来越多人变成了自由海员；中国海员工资低的原因是跟劳务输出体制有关，中介公司从海员收入当中合法拿15%，作为保险费用，但是这15%并不能社会保险账户，而是变成了中介公司的纯收入。国内的劳动法不适合于海员劳务输出，很大程度上是跟国营企业垄断地位有关，也跟中国海运业保证海员劳动力供给的稳定性有关。
从社会学、经济学的多学科视角研究中国劳动力跨境就业的概念与途径，劳动力跨境就业本质上是以就业为目的的人口迁移活动。就中国劳动力跨境就业行业分布、地域分布、年龄分布、文化教育结构，性别等方面的特征而言，劳动力跨境就业对个人、对社会都具有积极的社会和经济意义，但同时也会带来人才流失等一些负面影响。从劳动者个人、中介机构、中国及其劳动力主要输出国政策管理来看，中国劳动力跨境就业存在的核心问题是跨境就业者权益维护难、跨境就业者社会融入难。中国劳动力跨境就业管理工作基本政策措施应强调境内与境外、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机构的沟通、协调与合作。
七、农民工的社会经济特征与新变化
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空前，但并未采取世界各国普遍的迁居方式，而是侯鸟式的在城乡间往复式流动。由于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限制，许多农民工家庭夫妻长期分离。近年来，农民工家庭发生婚变的问题日益严重。通过对中国四川泸州农村案例深入访谈和统计分析，发现婚变包括三种形式：离婚、夫妻一方出走、继续维持婚姻关系；调查表明农民工婚变约占10%左右；几乎所有的婚变都是在夫妻长期分离的生活状态下发生的；婚变中女性放弃抚养子女的较多，子女并没有成为维持婚姻关系的强纽带。在外出影响婚变的因素中，外出打工个人收入变化会改变家庭收入格局，外出带来的个人发展机会和能力增加、个人选择空间扩大，以及夫妻二人观念变化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对原有婚姻评价的降低，从而打破婚姻的原有收益平衡，再加上外出条件下婚姻约束的弱化，使婚变的可能性增加。
城市中工作环境差、缺乏有效的劳动保护、危险性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主要由农民工承担。那么，伤病返乡农民工受伤和花费程度如何？返乡后伤病对农民工本人、他的家庭，以及农村社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正规制度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基于POVILL（贫困与疾病）项目的深入访谈和案例研究表明，80个案例中有18个因为伤病返乡，治疗的平均花费是相当高（约3万元）；严重的伤病使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丧失了获取收入的能力，伤病把家里的积蓄都消耗光了，一般是家中年龄非常大的老人在照顾伤病返乡的农民工；从正规保障制度来看，这18个案例当中没有看到输入地或者是当地政府提供任何的救助或经济支持。
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了大量不同类型的移民项目。以往对于工程移民的研究多是关注制度安排和安置环境对移民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重大的社会变迁，对于工程移民来说，这种变迁集中体现为移民的发展不仅仅受制于经济制度和政府政策，其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丹江库区和巴东三峡库区的抽样调查，对影响移民经济恢复的人力资本因素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因素对移民的经济恢复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和非移民相比，一些人力资本因素对移民的经济恢复失去了效用，并且不同搬迁时间的移民人力资本失灵状况也有这明显的差异；在搬迁初期移民人力资本失灵更为严重。因此，加强对工程移民人力资本的恢复性投资对重建其能力至关重要。
八、总结与思考
从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和与会学者讨论的热点来分析，内容涉及统计数据、衡量、定义、人口迁移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社会的影响，甚至是关于迁移的政治领域的实证；实证和经验研究的领域，包括收入、工资、消费行为、健康医疗、婚姻解体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关于流动人口的迁移问题研究题目越来越专，像工程移民这样一些新话题，像婚姻、家庭、还有专门老年人的迁移、伤残等。以往是英国学者的选题比较专、比较细一些，国内学者讨论一般问题较多一些，但这次会议上讨论中国的迁移问题，中方学者的研究也很深入、具体，研究问题细化的程度也大大提高了。
除上述7个方面的主要研讨成果与议题外，这次研讨会还有几点值得关注并值得国内学者在未来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领域深入思考：一是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国际比较研究，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新变化、特征及趋势，不同国情、经济背景、发展阶段所产生影响有很大差异，国际比较有助于吸取国际经验，判断和预测未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完善的途径。二是对人口与劳动力统计数据的获取、积累，抽样调查方法等，是该领域经验研究以及理论不断发展的基础，由于统计数据缺乏和统计口径差异，导致有关劳动力迁移研究的结果和观点分歧较大，对劳动力迁移现象及新特征难以形成统一科学的认识，对有关劳动力市场政策决策不利。三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劳动力资源数量巨大及中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中国的技术移民、国际劳务输出以及国内劳动力市场新特征、新变化，已经成为未来该领域国际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这对于吸收国际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推动中国人口与劳动经济学科发展提供有利的机遇和条件。
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