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国际研讨会”于4月6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该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墨尔本大学共同举办。近30名研究人员参加，报告并讨论了7篇论文。
上午讨论的第一篇文章是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蔡昉的“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和刘易斯转折点”。该文中心观点是：人口结构转型与刘易斯转折点是经济发展中两个非常重要现象，但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人口结构演变可以被划分成三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以及低人口自然增长率；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以及高人口自然增长率；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以及低人口自然增长率。而刘易斯所称的有无限劳动供给的阶段其实就是对应着人口结构的第二个阶段。
要理解人口结构转型和二元经济体发展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理解人口红利的形成与消失，与之相对应的是抚养比开始下降、然后上升。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和总生育率之间存在着一个倒U型的关系：起点时生育率很高，经济增长率较低；但随着出生率下降，人口形成了一个极具生产力的年龄结构，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以及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很好的源泉，从而形成人口红利，支持高速经济增长。蔡昉将出生率下降伴随人口红利形成的阶段称作“人口的机会窗口”（demographic window of opportunity），它处于倒U曲线的最顶端。而随后随着出生率进一步下降，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时，经济增长就会减速。因此，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结构转型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
中国的出生率、抚养比等人口结构数据的变化，表明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人口已经出现老龄化的趋势，同时人口红利正在下降，这些都预示着刘易斯转折点即将来临。最后，蔡昉着重从政策的角度讨论了再刘易斯转折点来临之后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他认为，第一，第一代的人口红利还有可以挖掘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比如取消户口制度，让农民永久性地在城市里定居下来，这将进一步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增长；第二，政府可以创造第一代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对教育、养老和医疗等社会服务的需求将大幅增加，这些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最后，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多地依赖创新和技术进步。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雷晓燕对这篇文章做了评论。她首先指出该文将人口结构转型与刘易斯转折点联系起来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局、动态的角度理解该问题。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还面临着很多的调整和不确定性，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人口结构。另外，本文着重研究劳动力的供给，如果能加入对劳动力需求方面的讨论，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更为清晰的解析。随后的热烈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结构转型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是否存在超前或滞后的现象，比如在日本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要领先人口结构转型。二是人口结构变化的内生性，即不但人口会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同样会对人口结构演变带来影响。
上午第二篇文章是墨尔本大学的郜若素（Ross Garnaut）报告的“刘易斯转折点给中国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该文首先对经济学刘易斯提出“刘易斯拐点”的国际背景做了十分详细的介绍，并指出当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时，城镇部门可以在不提高实际工资的前提下快速扩张，而投资回报率和储蓄率同时上升，收入中的工资比会下降，扩大收入分配中的不平均，同时高速的经济增长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部门剩余劳动力消失，两个部门工资同时上涨，宣告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随后则是收入中工资占比上升，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回报率下降；但劳动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率都不必然下降。
郜若素随后还指出了这种二元经济以及剩余劳动力的模型与现实经济之间的四个偏离：1）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地理分割现象不符合，这种农村和城镇的分割的结果是，中国可能会有一个实际工资上升的转折阶段，而不是转折点；2）假设对于农村居民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常规的生产水平与现实不符，实际上农村生产与收入也在增长；3）模型只考虑了非熟练劳动力这种情形，但现实中劳动力由于教育、经验不同，在技艺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可能会使得“转折阶段”提前到来，但是缩短其长度；4）除了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在实际中还存在着政府部门，会影响到农村和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经济增长，使得问题更加的复杂。
最后，郜若素具体分析了“刘易斯转折阶段”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首先是实际工资以及收入工资占比的上升。其次，储蓄率的下降可能会超过投资率，减少中国外部账户的不平衡。如果中国经济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与创造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能加速。中国在国际贸易上的比较优势会转向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而实际工资的上涨以及对非贸易品需求的上升，可能会引发通胀。鉴于政府过去对于通货膨胀的敏感性，政府应该选择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以名义货币升值来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卢锋对该文进行评论。卢锋赞同从刘易斯拐点角度探讨中国经济目前发展阶段现实问题的重要意义，肯定论文探讨拐点宏观经济影响丰富了这一研究领域内容。卢锋对刘易斯拐点准确定义提出两点疑问：一是如何与中国改革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大幅增长经验事实协调一致。二是如何与城市部门工资趋势大幅增长经验事实协调一致。对刘易斯拐点宏观影响，卢锋提到近年宏观经济和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问题讨论，与刘易斯拐点涉及的工资上升因素具有密切关系。
上午的第三篇文章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与张珂合著的“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了吗？-基于省级数据的证据”。姚洋和张珂的主要结论是：“民工荒”的出现以及非农行业工资的上涨并不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证据，而可能是剩余劳动力供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作者通过运用1998到2007年之间的省级面板数据估计了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曲线，结果表明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上升，同时，劳动力供给曲线也因为制度工资的上升而向右移动，供需的交点在不断右移，但都没有到达刘易斯转折点；表明了中国还存在着丰富的剩余劳动力，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到来。
姚洋和张珂采用了带有不确定阀值的Truncated模型，运用农村地区的非农从业人员、非农行业的收入以及当地的农村就业，还有制度工资的决定方程估计了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方程。估计结果表明非农行业收入与非农从业人员正向相关，与当地农村的总就业呈负相关关系。而从时序上观察，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动态的点，无论农业部门是否存在技术进步，它都有可能变化。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农民工数量、工资以及当地的人均GDP估计了对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供给和需求的交点表明，虽然供需都有上升，但中国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我们观察到的工资上升更多的是制度工资以及供给曲线上升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曲玥对该文做了评论。她首先指出该文具有很好的实证意义，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劳动力更加的全面。但是她认为无论是否已经到达，也许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这个转折点的到来。随后的讨论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包括是否可能用系统方程的方法来估计供需关系，而不是分开估计。另外，所得到供给曲线究竟是农民工的真实供给函数，还是一写均衡点的组合？
下午讨论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王美艳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劳动投入的下降—来自农业成本调查的证据”。王美艳首先介绍了一个经济通过刘易斯转折点需要符合的五个标准：第一，传统部门工资与劳动边际生产力应该相等；第二，传统部门的工资与劳动边际生产力之间存在完全相关，劳动供给即为有限；第三，传统部门实际工资开始快速上升的时间为刘易斯转折点；第四，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缩小的时期，即为刘易斯转折点；第五，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传统部门对现代部门的劳动供给弹性是无穷大的；在劳动力有限供给时期，这个弹性应该是一个正数。
由于数据的限制，很难将这五个标准逐一检验。但王美艳利用中国历年农产品成本调查数据并结合一些宏观资料，发现自2004年以来中国农业劳动成本稳步较快增长，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逐步缩小。粮食作物的劳动投入总量和单位劳动投入，都呈现减少的趋势；自1990年以来资本-劳动投入比就一直在稳步上升。王美艳还用省际面板数据，分1980-2000年和2001-2008年两个阶段对粳稻和小麦的生产函数进行了估计，发现与1980-2000年间相比，粳稻和小麦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都在迅速提高。结论是：这些发现都为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证据。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沈艳对王美艳的讲演进行了评论，她肯定了王美艳所做的大量工作，同时指出了由于该面板模型没有考虑时间趋势以及没有根据图表的结果进行恰当的分时段分析可能对结果造成的影响，如果如作者所称劳动力市场在2003、2004年前后可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那么将2001-2008年的数据作为一个函数来估计可能是不合适的。随后的讨论也对如何在样本有效的情况下估计可能的结构性变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另外，对于资本-劳动投入比变化究竟是否反映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也展开了讨论。
下午的第二篇文章是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都阳和王美艳合著“农民工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启示—对已有估计可能存在偏差的讨论”。都阳首先讨论了不同来源数据的质量差异。大多数讨论中国劳动力就业状况的研究是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据，而这类数据是不同口径数据的加总，需要谨慎使用。而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04年和08年的经济普查等普查数据，以及抽样调查数据则更为可靠。
都阳和王美艳具体估算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的就业弹性，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强。他们随后根据历史数据推算，未来几年第二产业保持11%的增长、第三产业保持10%的增长可能性非常大。这样新增的非农部门的用工需求会加剧当前的劳动短缺，反过来，工资的调整势在必行。
从劳动力的供给面来看，根据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都阳估计由于人口转型，新增劳动力人口数量会急剧下降。同时，由于教育年限的延长，那些16-22岁的劳动人口较少选择就业，这也进一步减少了拉动力供给。都阳认为当前城乡收入差距被高估了。因为在统计城镇人口收入的时候，是不把流动人口、农民工的收入计算在内的。而在统计农村人口收入的时候，是很难获得在外打工农民收入的。因此，如果加入农民工收入，城乡收入差距将会降低。至于讨论刘易斯转折点，都阳认为与其估计其什么时候到来，不如考虑其对于公共政策有何启示。而正是这一变化，使得低收入群体能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分享更多利益，从而改善收入不平等现象。
来自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李力行对都阳的讲演进行了评论。他结合自己在农村调研的切身感受，认为农业部门劳动效率有显著提升。比如政府大力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有效地提高了边际劳动生产率。那些原先需要青壮年劳动力的农活，现在留守的妇女和老人一样可以干好，收成并没见减少。另外，他认为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的弹性都非常大。
下午的第三篇文章是由来自澳洲国立大学的宋立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永生合著的“刘易斯拐点后中国经济增长会放慢吗？”。宋立刚首先对刘易斯转折点理论提出了四个定义：第一，刘易斯拐点理论只适用与非技术工人和二元经济中的现代部门。拐点并非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而是一个长期、趋势相关的经济现象。第二，刘易斯拐点理论主要是关于由于工资上升而引起的经济结构变化，而不是关于拐点之后经济的增长潜力问题。第三，工资率的上升提高了生产成本，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进而引起贸易构成和汇率的改变。但一国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比较优势的消失并不必然意味着增长会由此放缓。这是因为与结构改变相伴随的，是由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扩大而引起的进一步专业化。第四，市场的扩大又提高创新的动力，专业化会影响资本收益，带来规模经济和内生的技术进步的效果，因而促进经济增长。宋立刚和张永生认为，劳动只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相比而言，实物资本、
人力资本和生产率更为重要。如果效率、专业化、国内和国际市场、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制度改革能够得到改善就会弥补人口变化带来的消极影响，经济得到持续增长。在总结日本经验的基础上，他们指出了进一步增长的条件，包括：进一步专业化、扩大国内市场、发展国际贸易、投资教育和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制度改革等。结论是中国完全有可能在经历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余淼杰结合自己最近的研究作了评论。他赞同劳动仅仅是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投入之一，相比而言，全要素生产率(TFP)更加重要。中国经济可以依靠成功的结构转变获得高速增长，享受扩大的市场、规模收益递增、研发和创新的收益。余淼杰认为该文章基于规范的理论背景并结合经验证据，得出生产率改进、进一步的全球一体化和扩大的国内需求市场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的结论，该结论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他并指出，研发投入、内生增长和贸易壁垒的降低和取消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经济在拐点之后仍会享有较快的生产率改善的收益；中国并不会因为将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丧失出口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会发生动态调整，中国的比较优势已有由八十年代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高科技产品行业。此外，城市化、国内市场的扩大的进程也会支持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在比较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余教授认为即使中国经济面临挑战，但经济增长仍会持续。
下午的最后一篇论文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黄益平和澳大利亚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的蒋廷松合著的“刘易斯拐点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这篇文章分析了伴随刘易斯拐点产生的劳动力短缺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他们采用GTAP模型，将分析框架中原有的113个国家和57各部门分类汇总为10个国家/国家组和10个部门，分析了三类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即：10%非技术工人供给下降、5%技术工人供给下降及二者的结合对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影响。
这篇文章数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劳动力市场短缺会降低中国的GDP增长率，提高通胀水平。工资率，尤其是非技术工人的工资率会加快上升。这会影响中国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力，导致显著的结构性变化。中国的外部失衡状况会改善而内部失衡问题会恶化。因而，中国经济可能由增长奇迹向常规增长转变。对于世界经济而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短缺也会降低其他国家的GDP增长，但由于总需求的降低，其通胀水平也会下降。世界制造业和贸易的格局，将由于中国推出劳动密集型行业而经历显著调整，其他低成本国家会因此受益。
文章最后分析了中国能否避免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在改革阶段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然而，与此同时，也积累了一系列结构性风险，如过度投资、巨额外部顺差、收入不平等、劳动者收入占比下降、服务业部门发展滞后等，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动力。而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中国能否解决这些风险，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提高创新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吴要武对该文进行了评论。他首先肯定了该文的重要性和实际意义，但是对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方法论有些质疑，并且对劳动力冲击后，可能会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结果感到与直觉不符。黄益平和蒋庭松在回应中指出任何量化模型工具都会受到一些特定假设的限制，因此做模拟分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但本文得到的结论基本上与定性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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