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欧美国家工业化快速推进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普遍取得胜利的时期。工业革命不仅是生产技术上的革命，也引起了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并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内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城乡关系作出精辟论述和总结。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1%，正处于人口快速城镇化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的论述不仅深刻阐述了19世纪资本主义城乡矛盾的根源，对当代中国处理城乡关系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化造成城乡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对对城乡关系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两个层面。首先，城乡分离反映了劳动分工的合理性、必然性，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1]城乡分离不可避免地带来深刻的矛盾和某些负面效应，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对立”。城乡对立是指城乡分离过程中不同劳动分工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状态。

　　城乡对立首先反映在个人劳动方式的对立。“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2]马克思很大程度上吸收和总结了早期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的人道主义观点，认为“人的自由发展”要求消除城乡分离造成的“劳动活动本身的畸形发展”，消除城乡对立是“消灭整个旧的分工的第一个基本条件”。[3]其次，生产方式的对立表现为财产、交换、政治关系等方面的多重矛盾。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分析了法国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分歧，指出不同的财产形式和劳动方式，造成城市生产者和乡村个体农民之间的利益“隔阂”[4]在人身属性上，商品货币形态与封建宗法关系之间也存在尖锐对立。

　　关于城乡对立主要立足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分工不合理性的批判。在后来的著作中，多次谈到欧文、傅立叶等早期社会主义者消灭城市对立的积极主张，认为“断定说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5]马恩《共产党宣言》所提出最先进国家里所采取的“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措施中，包括“把农业与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6]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初级阶段十分突出的城乡对立现象，并提出了解决城乡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的若干方案。我们得到的重要启示是，即使在生产力不够发达条件下，人类社会仍要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创建社会平等制度，改善城乡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是大批工业城市崛起、由工业文明催生的资本主义城市体系所带来的城市统治一切的时代，工业城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化表达，在把一部分人变为“城市动物”的同时，也把另一部分变成了“农村动物”，因此，城乡二元化空间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一个重要视角。

　　1.城乡尖锐对立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及对立视为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并肯定了城乡对立的历史进步性。马克思说：“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7]

　　城乡之间的这种分离和对立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初就已显现，并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这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形态以及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城乡对立的模式和形态会不同，马克思对此进行了阐释，他说：“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8]

　　城乡对立伴随这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更加凸显出来，以工业城市为空间载体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以乡村为空间载体的农业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成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基地，代表着发达的分工体系，而农村则逐渐沦为城市和大工业的附庸，“城市本身反映了人口、生产资料、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9]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与乡村不仅代表着两种社会分工模式、两种生产发展水平，更是文明与愚昧的分水岭。城市具有乡村所无法比拟的空间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上，更体现在文化心理上，而资本是城乡二元化空间结构的始因和动力。

　　2.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城乡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市和乡村的空间对立是资本主义自身所无法克服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还会不断生产出这种空间对立，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正是以城市对农村的剥削为基础的。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就是使农民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断趋于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大批破产农民，这些破产农民日后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城市雇佣劳动大军的主力。资本积累越频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会越深入地渗透到乡村，就会有更多的劳动力从乡村来到城市，城市的聚集效应也就越大，乡村就越来越被沦为城市大工业生产的原料基地和廉价劳动力的储备场所，城市的统治地位也就越巩固，乡村也随之越来越衰落。城乡之间的“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10]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大工业既是一种积极力量，同时也是一种破坏的力量，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地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11]城乡对立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直接影响是“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马恩认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12]，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城乡对立产生的必然性，这构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城市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现实意义

　　“城乡一体化”是新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的分离和对立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高的表现，消除城乡分离和对立、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前提，并需要有计划地协调和安排生产力。“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条件，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无法实现的。”[13]他们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盲目扩张造成的各种弊端，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在消灭私有制后，应该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最先进的国家里采取的方法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进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渐消灭。”[14]

　　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功，推动城乡一体化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思想早在20世纪末就已经产生了。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之间隔离发展，城乡矛盾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凸显，城乡一体化思想也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政策体系逐步明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五个统筹”的发展理念，并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首位；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我国现在总体上已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目标；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并要把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要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使之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互惠一体，形成双轮驱动。由此可见，党中央对城乡一体化政策的提出是循序渐进、一脉相承的。

　　习近平同志对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政策的内涵表述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着力点是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从农村、农业和农民三个层次来解释“城乡一体化”政策:第一，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二，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第三，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农民共享发展成果。

　　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不谋而合。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城乡分离和对立的制度根源，因此，要在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基础上消灭城乡分离和对立。而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率先在城市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逐步对农村、农业进行反哺，从而实现城乡的共同繁荣，不仅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390页.

　　[2]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第4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31-33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4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4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第45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3 卷[M].人民出版社.1972.第39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M].人民出版社，1980,第480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人民出版社，1972,第5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人民出版社，1972,第5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人民出版社，1972,第6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人民出版社，1972,第5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73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