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伟大发展实践,这表现为两条历史线索的交汇。第一条线索来自生产力方面,中国正从基本实现小康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第二条线索来自生产关系方面,中国正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完善。遗憾的是,与丰富的发展实践相比,中国经济的发展理论却相对滞后。在经济学领域,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局限于经典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有的还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单纯讨论生产关系,又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这不仅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难以向应用经济学领域延伸,还会进一步造成学科发展缺乏扩张力、理论发展缺乏支撑力、知识传授缺乏说服力、人才培养缺乏凝聚力。

　　在现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其经济发展章节基本上还停留在概念辨析和政策阐释的层次。其一,研究对象模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尚未形成清晰的研究对象。具体而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以研究生产力进步为主,还是以研究生产关系演进为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尚未有明确界定,以致定位摇摆,内容庞杂。其二,逻辑主线缺失。目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部分授课内容呈现出板块化、碎片化和片面时效化等特征,涉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创新战略、可持续发展等诸多内容,知识模块之间缺乏内在有机联系,未能形成串联其中的逻辑主线。其三,西方话语体系流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章节大量使用西方经济学话语,譬如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全要素生产率、熊彼特创新、大推进、非均衡发展、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等等。这些概念大部分脱胎于西方经济学,在不同的国情环境下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论含义和政策诉求,不应无原则、不加甄别地应用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来。

　　基于对西方发展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分析,可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分析框架下,以“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为研究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引导下,积极吸收借鉴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发展进程中交汇融合的两条历史线索,拓展研究视野、更新理论硬核、接纳现代方法,探索和构建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以此推动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以发展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生产方式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技术—劳动方式,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技术—劳动方式视角下的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结合的技术条件,主要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生产的社会形式”则应表明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结合的社会条件。相对而言,前者更具有一般性,后者的特殊性更强。

　　以发展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内容。微观指的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具体劳动过程中的技术结合方式,发生在特定的劳动时间和生产空间。中观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如何在不同的区域和产业中,进行技术—劳动方式的组合和搭配。这里的区域概念包括行政区域、城乡、国内、国际等多个维度;产业概念包括产业间和产业内部两个方面。宏观指技术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包括自然配置方式、市场配置方式和计划配置方式三种类型。

　　以发展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即“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特殊性的前置项,只有在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背景下,生产的社会形式才能展开。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背景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通过资本这个纽带间接地结合起来的,劳动过程受到资本所有者的监督和控制,劳动成果必须服从资本所有者的分配。再如,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必须适应和引领农业生产方式的演进,对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田大户、“公司+农业”等农业生产方式的社会条件进行深入分析,才能从全局出发设计出合理的农地制度。

　　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摆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条件下,以理论创新引领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以“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为研究对象,综合探究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将微观层面的主体行为、中观层面的区域和行业资源配置、宏观层面的制度建构等诸多问题纳入研究视野,构建以发展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者为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