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从未对一个词语（即大流行）给予如此多的关注。”当地时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称为大流行”。继2009年历时16个月的甲型H1N1流感后，这是人类再次与“大流行”直面。

　　自1月23日至今，52天中热点纷迭。仅刚刚过去的一周，好消息与坏消息接踵而至，“清零”“方舱关闭”“输入”“全球病例逾15万例”……至此，在我们曾期待的“拐点”与“零新增”之后，压力频仍。

　　美国传染病学家内森·沃尔夫在《病毒来袭》中说：“我们处在一个充斥着新型流行病风险的世界……互联世界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上微生物的流动方式，微生物不再数百年偏居一隅。”

　　也许并非“拿到同一张考卷”，世界却同临相似境遇——峰值节点、医疗资源、防控体系、社会动员……当下，国内国际疫情防控处于哪一阶段？如何看待疫情应对的“中国方案”？经历过非典17年后，公共卫生体系发展趋向何处？构成“大流行”后，病毒将与我们共生还是“返回山林”？

　　日前，《中国青年》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主任、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理论与政策专委会副主委陈秋霖。疫情环伺，全球同陷窘境，一如“pandemic”（大流行）一词的两个希腊语词根——“所有的”“人们”。

　　

危机应对角度：已经到了衰退期，但衰退过程可能会比较长

　　《中国青年》：就近日数据，我国新冠肺炎新增病例增量高峰期应已过去，国内的疫情防控目前处于什么阶段？仍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陈秋霖：从流行病学来讲，一般分成潜伏期、爆发期、流行期、散发期四个阶段。从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的角度，我们会说有潜伏期、爆发期、持续期、衰退期。

　　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首先是国内除湖北以外的地区，应该说目前已经到了散发阶段，且以输入型为主，从危机应对角度，我认为已经到了衰退期，但衰退过程可能会比较长。“长尾”中也可能会出现散发甚至聚集，我们不做预测，更多是观察和判断。进入收敛和衰退之后，只要不会引起反弹，其他工作就可以相应启动。

　　其次，武汉的社区传染正在被控制，一定意义上也进入了散发阶段。但可能还存在社区感染的问题，仍要继续做好社区防控。

　　再次，国外的情况相对严峻，对国内又产生新压力。目前大家对发达国家疫情关注较多，但从防控、治疗能力考量，我们更担心疫情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传播，那里防治能力弱，损失会更大。

　　当下国内疫情防控，应从“全民防控”模式调整为以专业队伍防控为主。于现代社会治理，全民防控代价颇高，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

　　事实上，最理想的状态是在疫情初始，尽早启动专业队伍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扼杀在苗头。疫情严重，再启动社区联防联控的“第二道防线”。随着疫情衰减，又回到专业队伍防控。

　　专业队伍防控，一是“把好哨口”，社区卫生中心、医院发热门诊等“哨口单位”要继续严防。二是“守住关口”，其实在“全民防控”阶段，采用的方法也是守住“城门”和“院门”。

　　现阶段，“院门放”“城门查”“国门守”。“院门”要放，其作用是隔断人员流动，不是发现病例。“城门”要守，但不意味着“封”，可以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监测、登记。“国门”则压力比较大。不过，各地医疗条件、防控力量不同，因地制宜。

　　另外，个人防控意识不能停，疫情事实上也成为一次全民健康教育。首先，出现呼吸道类症状，一定要戴口罩，保护自己和他人（考虑到防护实际效果、医疗资源浪费，不是“任何环境都一定要戴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手肘捂住嘴巴。其次，勤洗手，这也是日常的健康行为。再如，出现症状要主动隔离，去发热门诊就医，并记住行程。隐瞒病史或旅行史是犯罪行为，耽误病情、害人害己。

　　

复工复产角度：和疫情防控本质上是一场战役，不要太心急

　　《中国青年》：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各省市纷纷积极推动有序复工复产、降低应急响应，怎样看待防疫与复工复产的平衡问题？

　　陈秋霖：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本质上是一场战役。这一“纠结”关乎社会决策，也是企业和个人的困惑。

　　首先是对疫情本身的观察和判断；其次是成本问题，有些地方推出“复工复产保险”，也是破解困境的一种方式。

　　另外，生产线、产业链重启，意味着大量的人员流动。传染病传播具有不确定性，笼统地要求“零增长”并不科学。在疫情衰减期间，对于散发案例，只要溯源、追踪、治疗就可以；同时，许多工人“同乡同业”，且目前我国有一半的县并无病例，通过专线精准送工，企业与社区密切跟踪，甚至不需要隔离。

　　复工复产不要太心急。“控”要迅捷，“放”则要慢一点、多观测，人们渐渐走出家门，活动起来。

　　而“应急响应级别”实际上有两种区分，一种是原来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共四级，分别为国家、省一级、地市级、县市级作出响应。另一种是在应急管理体制改革之后，正在探讨地方的四级应急响应机制。倒推来看，各省纷纷自主作出“一级响应”并自行调整，未来应明确响应信号和标准，确定相应机制、程序，这也是制度改革的一个契机。

 

　　国际疫情应对角度：不能过度低估外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防治能力

　　《中国青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应对方式与预判似乎各有不同。怎样看待目前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新冠疫情的应对？

　　陈秋霖：防控决策取决于几个因素。

　　一是疫情认知和判断，之于武汉是“不确定性”，后续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一个确定而具有不确定性的问题”。但无论新发或继发，防控要遵循谨慎原则、健康优先原则。收到信号后，根据预案启动防护、社区预警等。决策当然可能承担风险，但总体而言，要坚持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优先的原则。

　　二是防控体系能力，这是“不恐慌”的底气。比如我们看到新加坡的防控，一月份已经开始排查航班、重点监测隔离等。

　　三是治疗能力，一旦防控失守，医疗能力也是“底气”，例如对于美国、日本、新加坡等。中国4万余名医生援助武汉，也是为了提升治疗能力。

　　四是公众的防护意识，对预警的反应。我们担心农村地区的疫情，不仅因为防治能力，还有防护意识的问题。

　　还有政治决策理念的问题，经济社会运转与公众安全的平衡。有些国家大意了，可能是政治博弈的结果。疫情防治如果掺杂许多政治意图，后果非常可怕。一定要确保健康优先、生命优先。

　　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初，有舆论说“只是流感”，事实上，在专业判断中是指其传播途径“更像流感”，而非“就是流感”（死亡率、传染性、是否有疫苗和特效药都不同），防控方式上也与流感迥异。我们可以看到，武汉的防控措施也经历了调整，开始时专注治疗、建医院，2月6日之后正式启动社区防控，全面排查，一天之内确诊病例骤增。

　　对于国际疫情，我认为不能过度低估外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防治能力。当然有些国家面临更大压力，比如意大利。事实上一旦爆发流行，任何一个城市都难抵挡。

　　大家说的“抄作业”也不恰当，不可能抄，没必要抄。武汉是靠全国力量的集中支援，这几乎无法复制。

　　另外，目前许多留学生也面临是否回国的抉择，可能出现慌乱和担心。我认为有三点要充分考虑，首先，国外疫情防控的启动阶段，目前来看有些慌乱，但基于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应对能力，启动之后从慌乱走向有序，不会像网上渲染得那样无序。其次，也要评估路途中的风险，作出选择和判断。事实上，如果生活保障跟得上，减少出门，在国外安静地“宅居”和回国生活也是一样的。再次，如果最终选择回国，一定要诚实申报，加强社会责任感，如果隐瞒病史，给他人带来风险，害人害己。

　　

专业防控角度：中国方案其实是三个专业要素,加上治理决策

　　《中国青年》：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得益于中国正在采取的大规模防控行动，国际社会才争取到了一个“机会窗口”。怎样评价新冠疫情应对的“中国方案”？

　　陈秋霖：从专业角度来讲，中国方案其实就是对防控传统认知的回归。

　　传染病防控有“三大法宝”，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关注重点人群。第一，尽管错失第一个窗口期，但很快控制重点传染地区，即武汉及湖北的隔离。应该说武汉和湖北对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在传播途径不明时，以降低人员流动性的方式，阻断传播途径。今年的春运流动较往年更低，各省联防联控、响应升级，世卫组织所呼吁全球联合也是基于这一逻辑。再次，社区防控的“硬核”手段为舆论津津乐道，也许并非完全“科学”，但也有效阻隔了传播途径。

　　第三，关注重点人群，即医护、患者及密切接触者。此次疫情，武汉医护人员前期感染其实很严重，但后期对防护加以重视，4万多援助武汉的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

　　“中国方案”即是“3+1”，三个专业要素，加上治理决策。在健康和发展之间，面对生命安全，当机立断的政治决策是最关键的要素。对全世界而言，我们控制了传染源、阻隔传播途径，且积累了认知、防控、治疗的一手资料，以一线工作者的努力，以人们的身体甚至生命，事实上“为世界争取了时间”。

　　

公共卫生治理角度：增加投入的确必要，但首先是理念改革和结构性问题

　　《中国青年》：非典过去17年后，我们遭遇新冠疫情。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上，新冠疫情防控与非典最显著的不同是什么？

　　陈秋霖：客观来讲，新冠疫情比非典来势更凶猛，且夹杂复杂因素，比如地方决策、疾控信息系统可靠性、专家判断的科学性等等。

　　基于经验，我们很快锁定了病毒，初期就公布是新型冠状病毒，非典时期我们甚至找不出病原体，这是科研上的一个很大进步。其次，较早启动了免费救治工作，出台政策、专项拨款、临时纳入报销目录等，非典的减免政策在当年5月2日才发布，且有针对贫困人口等限制条件。

　　最重要的区别是互联网的介入。

　　首先是信息传播，有助于“全民防控”的社会动员，这也是传染病进入流行阶段的一个难题。互联网医疗中的科普、义诊，能疏解情绪，提供帮助。

　　其次是物资供应，初期一些医院缺乏防护物资，也借助了网络传播求助。

　　再次，提供生活保障，无论是物资还是社交。

　　第四，互联网在农村地区发挥作用。此次全国四分之一的病人是农民，农村防控压力并不小，在生活保障方面，农村电商也提供了相应服务。

　　第五，互联网提供了新的治理功能，最典型的就是国务院开通的疫情督查专区。

　　《中国青年》：有人说，卫生治理中长期存在“忽视-危机”的循环，怎样看待这种说法？

　　陈秋霖：公共卫生中较突出的是传染病防控的问题。这种忽视和危机，确实存在客观因素，传染病出现时加强防备，日常则被大家忽视。对于专业人士而言，观测则是常规工作，比如对甲类乙类法定传染病，以及一些不明原因肺炎的监测。

　　在过往经验中，例如对禽流感、埃博拉的控制，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发挥了效用，事实上专业工作越安静、越不为人所知，意味着越安全。

　　人们在惯常思维中，一旦出现公共卫生危机，就讨论追加投入。增加投入的确有必要，但我认为未来趋势首先是理念改革。

　　第一，治理观念中“健康优先”不是口号，“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正因没有坚决贯彻落实，前期武汉发生了误判，甚至一些医院的院长也是如此。

　　第二，医防整合理念，传染病从发现、确认到治疗，医疗和疾控两条线，容易出问题，这是医防一体化的问题。不是说要建成同一机构，而是形成密切联动的机制。

　　第三，个人责任理念。健康问题人人有责，我们看到一个超级病人影响一个城市的案例，也有回国隐瞒病史的案例，个人法律及责任意识要加强。

　　《中国青年》：经历此次疫情，怎样看待防疫抗疫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趋势？

　　陈秋霖：对于疾控体系的未来发展，第一，尽管不能“以科研为导向”，但不能“不要科研”，疾控、科研不可分，不可因噎废食。

　　第二，理顺预警系统，也许可以采用跨一级垂直管理。疾控机构既对本地政府负责，又受疾控上级单位管理，事实上也是一种制衡，避免可能出现的隐瞒。

　　第三，目前的应急管理体系中，并不包含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归卫健委管理）。发生公共卫生危机时，卫生部门不具备充分的资源调动能力，而国家应急部门的应对机制更顺畅。我认为此次防控中出现的物资调动等问题，与应急管理体制相关。

　　第四，公共卫生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增加投入，但不是盲目投入。例如，这些年对慢性病重视加强，但对传染病的防控相对较弱；又如，过去我们的公共卫生服务更多关注个人的健康管理、档案、体检等，但对群体的公共卫生管理重视可能下降了。

　　更重要的是队伍建设的投入降低，自非典至今，疾控中心的人员减少10%，机构减少143个，很多县一级的疾控部门甚至“空心化”。增加投入应有针对性，重视结构性问题。

　　

公众沟通角度：要有精神卫生干预服务，可用政府和公益资金购买服务

　　《中国青年》：国际疫情之下，人们频频提到“恐慌”这个词，怎样看待疫情中的全民心理建设？

　　陈秋霖：情感管理与心理建设问题，首先是从疫情防控的系统性策略角度来讲的。在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公众心理，进行情感管理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武汉前期出现的“医疗挤兑”等问题，又如逐步复工复产中人们的担忧，当然这可能也与文化特质相关，我们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尽量规避风险。

　　就公众所接受的信息来看，从“没事”到“大事”，对“传染性”“死亡率”的认知不断刷新，再到对“零增长”的担忧。疫情信息庞杂，缺乏权威解读，专家大多基于自身判断与经验表达观点，在大家看来似乎“各说各的”。尚未全球蔓延时，有经济学专家质疑防控“大惊小怪”；各国形势日益严峻，一些公众号又渲染国外失控。

　　信息杂芜，如何与公众做好沟通，事实上是一项系统性工作，是疫情防控中的关键性环节。总体原则是不能“一惊一乍”。恐惧源于不确定性，我们的所有工作都是要降低不确定性。疫情不确定，但措施是确定的。

　　具体来说，第一，及时预警，但要缓和地预警，提示人们一定注意防护，告知专业防控队伍的措施。疫情随时变化，但如果讯息频频“反转”，徒增焦虑。

　　第二，预警的语言表达要明确、准确。例如，什么是“有限人传人”？什么是“不排除人传人的可能性”？到底传还是不传？专业术语和公众理解要匹配，看似严谨的规范表述，反而产生偏差。又如，“口罩文化”这个词要不要这样用？宣传中谈及“掀起一轮口罩文化”，进一步加剧了“口罩慌”。后来又解释说口罩不是随时都要戴，要科学选择和佩戴。再如，“封城”这个词到底用得好不好？总之，情绪应关注，用词要准确。

　　第三，公布信息的同时一定要有防控建议。对于公众而言，除了真相，“怎么办”是更重要的讯息。公布预警，告知防护措施、实际效果，三者互相印证，才能让人安心。

　　《中国青年》：之于病人及家属、武汉市民、前线工作者，乃至时刻关心疫情的人们，又需要什么样的心理疏导？

　　陈秋霖：从心理干预的角度，疫情是对人类适应能力的考验，冲击不可避免。

　　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讲，首先，在疫情没有解除之前，保持信息平衡、多元、分散，不能过度暴露单一方面的信息，一边倒的“惨”或“不惨”都不合适。

　　其次，信息应真实，能共情，我觉得不需要过多渲染。比如亲历者的讲述，让人感同身受，宣泄情绪。

　　从长远的角度来讲，正常生活才是最好的疗伤。而对于武汉，我们不会寄希望于它快速恢复。事实上，心理影响可能尚未浮现，人们还在集中关注“活命”问题。长期维护是一项挑战，需要耐心。除了心理诊疗，也要有其他精神卫生干预服务，是否可用政府和公益资金购买服务的方式，开通热线、互联网咨询。另外，国家也可以启动相应的监测研究，年轻人通过研究相关课题，共同关注和防护。

　　

疫情走向角度：将其消灭的可能性不大，未来重点是疫苗与特效药

　　《中国青年》：据目前的国际疫情态势，怎样看待此次疫情的未来走向？是否有卷土重来的潜在风险？

　　陈秋霖：世卫组织所说的“构成全球性大流行”实际上是一个警告。各国应作出更严格的防护措施，全球流动性下降，其中压力和挑战很多。例如影响经济社会运行，甚至影响国际格局，我们可能要更多地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除了严防国门，也考虑尽量为其他国家提供帮助。

　　至于疫情将与我们共生，还是“回到山林”？目前来看，我们将其消灭的可能性不大。唯一可寄希望的是夏季到来，它是否会“回去”。病毒对高温敏感，但就气温较高地区的疫情现状来看，现在也不好判断。

　　总体上我们可能要做好一个准备，即这一次病毒不会像SARS那样突然消失，可能还会再来，频率与防控相关。事实上，在人类与冠状病毒作战的历史上，非典忽然消失只是一个特例。

　　短期内，观察夏季会不会让它快速衰减；长期来看，能不能避免季节性反弹。不确定性太多，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病毒从哪里来，传播途径越来越多，对气温有多大的敏感度也没把握。如果说新冠病毒注定将与人类共生，未来的重点是疫苗与特效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