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5～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日本拓殖大学、云南财经大学共同主办的“全球经济危机下的就业与社会保障”国际研讨会在中国昆明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日本拓殖大学、庆应大学、日本综合研究所、云南财经大学的90余位学者和代表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本次大会共有30余篇论文入选，大会分为四个主题，即经济危机与就业主题报告、经济增长与民生经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就业促进、社会保障。会议分为全体大会、特邀专题、专题讨论等多种形式，现就本次大会所涉及的主要议题和观点综述如下：
一、全球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

    全球经济危机下就业问题的凸现和政府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本次国际研讨会的一个最主要议题。一场百年不遇的、正在对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体系产生深远影响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开来，目前全球的学者都试图在解释这场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原因和预测世界经济的走向。对中国而言，如何从这场金融危机中解脱出来，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由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及外贸出口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同时也是劳动密集型尤其是农民工相对集中的产业，受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面临出口增长的大幅下降，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进行了大幅度的裁员，导致了中国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作为产业链上游的资源输出省份——云南省，也面临裁员和企业倒闭的风险，则更能反映出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冲击之大。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其实体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均已出现明显下滑。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也是进入本世纪以来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就 业形式，面临的结构性失业的农民工数量初步估算为2000～3000万。同时，金融危机不仅对中国的产业工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且进一步扩大冲击到了大学生的就业，以云南省为例，2009年已经签订就业协议的高校毕业生仅为10万人，而毕业生人数为30万。因此，农民工的失业、城市产业工人就业形式严峻、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使得就业问题成为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就业的影响要大于对经济的影响，中国解决好就业问题要相对难于经济复苏。或者说GDP下降一定幅度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就业长期维持在逆转的情况下，则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对经济增长复苏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在这方面，美国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美国历史上两次的经济危机后经济复苏，都没有实现就业复苏。其主要原因来自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不断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所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与美国基本一致，在财政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目标中都没有就业优先的宏观政策理念。中国的调查失业率在1998年遭遇了第一次就业冲击，从2002年起失业率就再没有上涨，但是2008年调查登记失业率一下上涨了一个百分点，初步测算达到6%。GDP增长快的时候，正规就业增长快，GDP下降的时候，正规就业是绝对减少的，这时非正规就业填补了正规就业的不足。这说明何种GDP增长方式或劳动力市场安排才能决定就业情况。农民工返乡就意味着城市化倒退，也意味着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就没有了。如何防止无就业复苏，实现就业增长型的经济复苏，概况起来有：第一在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进行“飞雁模式（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East Asia）”的产业转移，可以避免把竞争优势降低的产业和企业转移到国外，不减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数量；第二发展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应对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的提高的需求，同时教育能缓解短期的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数量；第三不同的中央政府投资方案所产生的就业效应是不同的，通过测算的最大化就业投资方案，比常规投资方案（发改委已经公布的投资方案）能增加70%的就业比例。

    世界经济发展减速背景下的日本劳动动力市场雇佣问题也是十分突出。即使排除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年来日本经济也处于减速发展时期。根据GDP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A.W.Okun法则”，1995年以来的日本经济发展与失业率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互作用关系。根据长期的历史数据判断，2009日本的经济成长可能会在负的3%至负5%之间，可以预测失业可能会增长到5%至8%。由于日本的特殊雇佣形态，在景气回落的时候，中小企业和非正规雇佣者中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解雇。因此，日本的雇佣及就业形式正陷入了战后最差的状态。因此，经济增长需要各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一起协力，步调一致地共同谋求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减速背景下，日本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给中国以启示和借鉴。

二、经济增长与民生经济

    从亚洲来看，中国、日本、韩国的出口均受到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国政府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以此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并缓解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中国目前的消费水平为45%，较发达国家（70%）和相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印度55%）差距明显，中国较低的消费水平决定了中国居民在扩张消费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一旦这种潜力被挖掘，将会拉动经济较大幅度的增长。因而如何启动起动国内消费需求源泉，意义特别重大。从改革之初到现在，农村居民消费大幅下降、居民储蓄率与消费形成强烈的反差，同时收入不均等上升和农村消费下降。使用分省时序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影响私人消费的主要因素包括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就业非正规化和失业率、抚养比率、政府的消费支出、金融发展状况以及通货膨胀与利率。根据微观数据资料回归的初步发现，城市家庭每增加一个有保障的人口，家庭消费支出将增加1041元；农村家庭每增加一个有保障的人口，家庭消费支出将增加483元。因此，启动中国消费增长的源泉是建立一个平衡的经济发展方式，这包括一方面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如收入与收入分配、不确定性与风险、流动性约束、生命周期、习惯、政府消费；另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启动内需，如加快城市化发展扩大消费需求、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拉动国内消费、发挥社会保障体系的消费乘数效应、农村金融服务与消费市场开拓、提高贫困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等。

    应对经济增长衰退，国家必然要采取一系列的刺激政策，而中国较高的储蓄率（22%，日本2.2%及英国-1.1%）为中国政府应对经济衰退提供了社会经济能力。同时中国政府出台任何措施的决策协调成本也较小，政府对国有企业及政府控股企业员工的就业保障能力，对高校毕生生的辅助就业减缓就业压力的政策措施都显示出中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强势调控能力。但政府政策需要关注几个重要问题，一是产业政策的选择对象，中国计划实施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都是以国家垄断企业为中心，而针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很少，这与未来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二是产业政策的重心，推动技术进步、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骨干企业的联合重组是市场主得到还是政府主导；三是强调消费需求的长期效应，需要面向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技术援助和金融支持；四是应对危机过程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要特别注意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

    中国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城市竞争性行业与垄断性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扩大趋势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根据2002年家庭开支统计调查的个人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影响竞争性行业与垄断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因素中，非属性的因素大于属性因素。换言之，在影响工资差距的因素中，各个因素的量的差异不同，无法解释的因素比重大，有歧视待遇的存在等问题。在工资差距属性影响因素中，企业经营状况、教育水平职业种类和雇佣形态的差异给工资差距带来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在工资差距非属性影响因素中，教育水平、地区、雇佣形态的影响也很大。根据分析结果为了缩小工资差距，有必要将对垄断和部分垄断的限制法制化。因此，为维持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就必须改善竞争性行业与垄断性行业之间劳动收入分配率，构建公平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机制。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就业促进问题

    制造业一直是中国吸纳劳动力就业最多的产业和部门。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长期以来是中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的核心优势。随着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产业的比较优势是否会削弱中国制造业的竞争能力与就业有很大关系。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对关系，根据2000-2006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的测算，劳动报酬的增长伴随着劳动生产率更快的增长，因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并未减弱，需要发展教育、改善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是义务教育之后的高中、职业高中等教育，才不至于使企业为了节约劳动力成本保持竞争力而到其它劳动报酬低的国家寻求生存发展，对就业产生拟制效应。因此，越是在经济低靡时期越要抓住机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中国政府近年来把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化作为调节劳动供求关系的政策目标，这一政策目标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探讨，即非正规就业者是否要走向正规化？如何走向正规化？根据微观层面的回归分析，从事非正规就业的群体，其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并不显著低于正规就业者，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化似乎并没有导致劳动力资源配置上的损失；同时，市场发育会带来非正规化，但保持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和提高发展水平，又是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化的有效手段。因此，在经济增长处于低靡阶段时，鼓励劳动力市场发育，提高市场灵活性，劳动者的教育收益率高，非正规化是有效率的；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提高伴随着就业安全性提高，降低非正规化也是有效率的。目前，政府需要设法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提高发展水平是一个渐进的自然过程，而不是强迫企业与劳动者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强制促进正规化。在目前金融危机背景下更应该正视这一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力需求大幅下降，并与结构调整、城市青年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等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中国政府需要更加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刺激就业、减少失业。但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劳动力输出和输入区域）以及户籍制度和地方政府政绩评价体系的制约，尽管各个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加以应对（如培训、就业补贴和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等），由于这些政策的“目标群体”不是区域内的全部劳动力，产生了所谓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失灵”。因此，需要中央政府通过适当的政策手段从长期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使地方政府对本地“常驻人口”而非“户籍人口”的就业问题负责，消除形成劳动力市场的主观政策激励。

四、社会保障重要性及发展机遇

    社会保障制度与政策构建是有效改善民生、提高消费水平和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虽然金融危机给中国实体经济带来的很大冲击，但同时也带来了发展机遇，这个机遇突出的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领域方面。中国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一方面是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就是投入在社会保障适度领域有关的民生建设；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应该借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快制度建设的步伐会。过去几年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基础上，很快会看到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目前，最大的挑战还是体现在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上，需要中国向欧美日本等亚洲国家借鉴经验，如果说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的具体做法我们无法重复，但这些国家遇到的问题我们至少能避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项制度能覆盖13亿人口。如何构建社会保障制度、如何让更多的国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是未来应该长期关注和研究重要问题。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一个从非正式制度到正式制度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正式制度下的城市社会保障和非正式制度下的农村社会保障的结合体。从促进社会公平，建设和谐社会角度看，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要求；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人人需享有经济发展成果的角度看，社会保障制度又具有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征；为了应对在低生育下的人口转变结果人口老龄化问题，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合力的结果。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就是要解决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享有社会保障额度不协调的问题，逐步消除过大的、不合理的城乡保障差距。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改革的同时，计划生育政策、户籍政策、商业保险政策、退休政策、慈善事业、行政体制等均需进行同步配套改革，特别要大力完善家庭养老政策、商业保险政策。

    从日本人口的老龄化进程来看，日本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理念对日本人口的基本现状以及生活保障、非正规劳动与老龄化的关系有重要影响。国际上关于基本收入的争议和最低保障养老金、国民养老金等相关领域的特别是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方面问题和理论也是日本国民养老金发展现状的重要基础，目前日本国民养老金的来源的三分之一是税金，根据税收实现收入的再分配，为了确保养老金的来源是否应该增收税金。发展中国家的老龄人口多数不享受养老金，其生活保障多来自于家庭抚养，政府如何采用较好的支援方式等问题值得探讨。日本国民养老金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经验对于中国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养老保障体系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下抓住机遇加快推进中国养老保障制度。

本次国际研讨会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同日本多所大学及国内高等院校共同举办的第五届相关领域的国际研讨会，这已成为中日两国人口与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探讨中国及东亚经济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失业、社会保障及人口相关问题的重要舞台，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本次大会除了上述四个主题之外，与会代表还讨论了大量的相关领域的议题，综合起来，笔者认为，其中，中西部地区如何承接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如何继续保持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城市化过程中如何借鉴大城市圈发展的国际经验、农村迁移劳动力汇款对农村家庭储蓄行为和养老状况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育和完善、产业政策调整问题等，将可能成为未来几年该领域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可与预见，未来中国经济复苏和继续保持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必将成为国内外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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