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金融和宏观经济研究的人主要关心周期现象，时间跨度不是太长，而我们做人口研究的关注的时间跨度很长。我很乐意与金融和宏观经济界的研究者讨论。实际上，我做人口研究，主要关注点并不在人口政策，我更关心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
中国生育率下降到了很低的水平
人口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人口转变”，转变的一个方面是生育率下降。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一般来说，城市的生育率更低、下降得更快；农村的生育率较高，下降得较慢。就中国的整体情况来说，生育率下降得非常快。我们从图1中可以看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在1970年代之前是6，到1980年代初降到了3以下，而独生子女政策却是从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1980年以后，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很快就降到了2.1的替代水平以下。
表1：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迅猛
从1990年代开始，国家人口计生委就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8。到现在已过20年。20年总和生育率不变，这实在是很奇怪。实际上，国内还有一些不同意见，很多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只有1.5-1.6。联合国社会发展司人口处也按照1.8的总和生育率做中国的人口预测，他们受到了不少指责。
最近我们发现，计生委悄悄改变了说法。虽然他们没有承认总和生育率不到1.8，但他们接受了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而无论是按照国家统计局每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是中间进行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或每年都进行的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们都能算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已经降到了1.5以下。据说，一个海外人口学家根据六普数据进行了估算，结论是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4。联合国也改口了，去年他们出版了一个报告——《世界生育率报告》，其中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4。
图2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发达国家是1.6，而我们只有1.4。我个人对此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生育率很低。人们以前说，东方人喜欢生儿育女。但他们后来发现，日本人生得比谁都少，老龄化速度比谁都快。于是他们改口说，中国人喜欢生儿育女。他们又发现，现在台湾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中国人也不一定必然生育多。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很低，已经多年处于更替水平之下。
表2：生育率的最新国际比较
注：这里的欠发达国家没有包括最不发达国家。
老龄化程度已经比较严重
持续低生育率的结果是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它首先表现为老龄化——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图3：加快的人口老龄化
从图3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老龄化一直是在较快的上升趋势中。大概在2015年之后，上涨速度会明显加快。到那时，劳动年龄人口会停止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而且将迅速上升。图3中的老龄化数是联合国按照1.8的总和生育率做的估算。如果按照更低的生育率进行估算，结果会更令人惊讶。
老龄化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发达国家都老龄化了，也没有出现非常糟糕的情况。如果国家发达了，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制度就可以支撑老龄化社会，使得老有所养。问题在于，我们是在比较低的收入水平时即将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比较高的老龄化程度。201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8.3%。而不包括中国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5%。也就是说，我们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要老得多。
抚养比上升将导致人口红利消失
老龄化的后果之一是人口红利下降。
人口红利是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而且不断上涨的时期产生的，这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劳动力充分供给，劳动要素不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第二，人口抚养比低，并且处在下降的过程中，因而储蓄率比较高。我们可以将人口抚养比的倒数作为人口红利的显示性指标。
我们和国外的研究者都做过计量，从1960年代中期起，抚养比开始下降，主要表现为少年儿童抚养比迅速下降，而老年人口抚养比在很长时间不提高。因此，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人口红利。
我们在一个计量研究中发现，人口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速度可以提高0.115个百分点。当时我们用的是1982-2000年的数据，在那个期间，中国的抚养比下降了大约20%。那个研究的结论是，在中国人均GDP的增长中，有26.8%来自于抚养比的下降。或者说，我们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均GDP增长是来自于人口红利。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大概在2013年或2015年，抚养比会降到最低点，之后就不再降了，老年抚养比会迅速上升，带动总的抚养比迅速上升。到那时，人口红利将消失。
图4：用抚养比变化度量人口红利
我多次讲过这个观点。许多人（尤其是人口学界的）怀疑我是在宣传生育政策改革。因此，一些人口学家不赞同我的意见，他们说人口红利还可以长期保持。但是，许多是通过媒体发表的观点，而不是学术文章。他们认为，当抚养比较低时，即使抚养比上升，也仍然存在人口红利。因此，从2015年中国抚养比上升到2035年，在长达20年时间里，我们都能收获人口红利。他们的意思是，现在还不用急着调整生育政策。
实际上，我计算人口红利也不是为了说明生育政策要调整。我当然赞成生育政策调整，但我主要是关心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我想说明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具有可持续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任务很紧迫。
图5：人口红利还有多久
我要指出的是，不是人口抚养比的绝对水平而是人口抚养比的变动（下降或者上升）决定了人口红利。因此，前述观点是不正确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劳动力短缺。受此制约，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因此，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人力资本增加，经济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这是当年克鲁格曼、刘遵义批评“东亚模式”的一个理由。那时他们不知道存在人口红利，所以认为经济增长应该符合新古典的劳动力短缺假说。因此，他们认为所谓“东亚奇迹”是假的，是不可持续的，和苏联一样。
但是，如果存在人口红利，那就意味着劳动力不是短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就不成立，因此资本报酬不会递减。人口红利的作用是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相应地，人口红利要发挥作用，必须和资本积累过程结合起来。在刘易斯早期经典文章的一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在讲资本积累过程，讲劳动力无限供给时，资本能积累多少，二元经济增长能保持多长时间。
资本积累曲线不是一条水平线，而是斜率为正的一条线：资本积累会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假设，人口红利曲线和资本积累曲线之间的距离决定了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度。在人口红利达到最高点之前的某一个时点，人口红利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强；在这之后，人口红利的作用会迅速减弱。从图6中我们可以看到，当资本积累曲线是K′时，人口红利的作用较早地消失；而当资本曲线是K时，人口红利作用消失的时间较晚。中国是储蓄率高，资本积累较快的国家，资本积累曲线是K′的可能性更大。
图6：打破资本报酬递减律
图7：经济增长的转折点和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很好地诠释从二元经济发展到新古典增长的转变，并且可以把刘易斯理论与增长理论连接到一起。
2003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符合典型的二元经济模型：我们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劳动力可以不断增长，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这时我们只需进行资本积累。我们可以假设，这时是100个工人对应一台机器。
接下来，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我不愿意说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如果非说不可的话，我认为是在2004年前后，因为那时出现了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涨等现象，而且一直持续至今。这时劳动力仍然有剩余，但只有当工资高于生存水平时，才能吸引到更多劳动力。前面已经讲了工资上涨的原因。随着工资上涨，在沿海地区，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开始出现。这时人口红利还在，尚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我们可以假设，这时是100个工人对应两台机器，劳动生产率因此提高了。这是第二个阶段。
在第三个阶段，刘易斯转折点已过，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更加紧缺，因而资本替代劳动的程度加深，资本报酬递减开始出现。我们可以假设，这时是100个工人对应三台机器。劳动者们要使用这么多机器，必须提高体力、智力，改善机器和劳动者之间的匹配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进入到所谓新古典经济的世界，劳动力短缺的假设成立。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克鲁格曼请回来，让他给我们提建议。而在人口红利尚存在的时期，他的预测是不准的。
图8：人口红利的国际比较
图9：劳动力短缺
图8显示，与其他国家比较，我们是未富先老。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2010-2015年降到最低点，之后迅速提高。日本在1960年代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在1970年代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日本特殊的地方是它在抚养比低点上维持了20多年，到1990年以后，它的抚养比才开始上升。而中国的抚养比在到达最低点之后，很快就上升。韩国和泰国跟中国一样，也是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之后很快就上升，而且发生在大致相同的时候，而韩国比中国人均GDP高很多，泰国也略高。比中国收入水平低的越南和印度，低抚养比还可以持续很多年。要到几十年之后，印度的抚养比才降到最低点。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与富国比，还是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或穷国相比，我们的人口结构看起来都不是太有利。
因此，中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是有人口结构的基础的。换句话说，目前的劳动力短缺既不是结构性短缺，也不是临时性短缺，而是一种必然的经济现象和人口现象。
联合国去年承认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4，今年或者明年，他们就要更新他们的人口预测。他们的结果很可能跟我们的一样。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在2030年之前——在图9上显示的是2026年——达到最高点，只有14亿多一点，根本不可能到15亿。到达高点之后，中国人口数量就迅速下降。在这之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为负，因为有大规模地转移到了城市；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为正。图9分城乡的劳动年龄人口新增量显示，因为考虑到迁移，农村每年新增量是负值，他们转移到城市了，保障城市目前劳动力的需求。到2015年，农村的负增量与城市的正增量相等，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量为零。在这之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短缺将更加严重。
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劳动力短缺的结果是工资持续上涨。从2003年开始，一直都是这样的趋势。我们看图10，粮食、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的普通工人工资持续上涨；各行业农民工的工资也持续上涨。如果我们将农业中雇佣工人的工资列出来，会发现它的上涨速度甚至更快，剔除物价因素之后，平均每年的涨幅高达20%以上。
图10：几个部门的工资上涨情况
这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中等收入陷阱是其中一个方面。目前大家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基本上是停留于现象层面，很少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清楚它的机理。有一篇文章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它发现，在全球化过程中，富裕国家获益比较多，经济表现比较好；穷国获益也比较多，经济表现比较好；而处在中间的国家经济表现比较差。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结论，但并不难理解。
国际贸易理论指出，任何国家都有比较优势，都可以从贸易中获益。但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不一样的。最典型的富国是美国，它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方面有比较优势，并且非常明显。它处在技术创新的前沿，引领着新产品、新技术的发展。我国曾经是低收入水平的典型，我们1978年时人均GDP是300美元。在低收入水平时期，我们可以用最便宜的劳动力，生产最便宜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可以打败任何竞争对手。《共产党宣言》有一句话：“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马克思、恩格斯的这句话说的不是中国，但用在我们身上再合适不过。相比之下，处在中等收入阶段上的国家比较优势就不明显。
图11：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现在的趋势是未富先老。先老是说我们的人口结构变了，劳动力变得短缺，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这在短期内还不会立刻显现，但趋势是清晰的。未富是指我们人均GDP只有4000多美元，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未富先老意味着，我们旧的比较优势在丧失，而新的比较优势还没有形成。因此，我们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图12：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靠什么增长？
世界银行的高路易做过相关研究，他估算了中国经济在几个时期——1994年以前、1995-2009年、2010-2015年、2016-2020年——的潜在增长率。我借用他的研究，并将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剔除掉，突显就业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1994年之前，就业增长拉动GDP增长了3.3个百分点，大概是当时潜在增长率的三分之一；1995-2009年，降到只有1个百分点，已经很小了，大概是当时潜在增长率的九分之一；2010-2015年“十二五”时期，进一步降到0.2个百分点，已经微不足道；到2016-2020年“十三五”时期，就业增长对GDP的增长贡献为负。这与我们对人口红利的判断完全一致。
如果我们要维持经济增长，那就要靠其他因素填补就业增长贡献的减少。我们能靠什么填补呢？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我们的增长源泉是什么？过去我们主要是靠投资，提高资本密集程度，让资本劳动比提高。如果未来投资不可持续，我们能靠什么？我们应该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明显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
我们要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日本大约是在1990年失去人口红利。它的私人投资因此下降。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就加大了投资，于是政府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提高。政府舍不得让企业垮台，舍不得进行创造性的毁灭，其结果是造成了一批僵尸企业。因此，劳动生产率迅速下降，资本产出率迅速提高，这意味着资本使用效率在下降，资本回报率明显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很差。
日本是一个坏经验。韩国的情况怎样呢？有人认为，韩国正确地解决了企业问题，保持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认为，现在下这个判断还为时过早。韩国的人口变化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是到2015年人口总量降到最低点，韩国也是如此。因此，韩国能否成功应对高收入的中等收入陷阱，要看它2015年以后的表现。韩国至今还没有遇到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处境与日本大大不同，因此，现在我们还不能因为韩国没有犯日本同样的错误就认为韩国是成功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经济增长。我最近看到两个具有代表性研究，其中一个是Eichengreen等人做的，他们指出，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4-1.5万美元时，经济增长会减速。他们的一个结论非常重要，即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可以解释经济减速的85%。另一个是，摩根斯坦利王庆等人做的，他们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是一个关键点（他们称之为“魔幻数字”），之后可能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关心的是，中国经济是当我们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减速，还是在我们收入仍然较低时减速。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受害者。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能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拉美现象。如果这样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会低估它的危害，而且抓不住问题的要害。我们要认识到，中等收入陷阱与人口红利消失密切相关。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不能靠人口政策调整。即使现在放开生育限制，我们也不可能扭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经济增长。
文章出处：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5月30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