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很关心当前的经济形势，也不仅仅是今年或者这个季度，或者是这个月的经济形势，而是这些年的情况。大家都在说不同的经济学语言，有的时候有人说看不清楚、看不明白，一个人说的和另一个人说的不在一个思路上，所以有的时候很难讨论起来。所以，需要归纳一下。我发现，大多数讨论无非围绕三个经济学范式进行。我并不是主张认识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要用这三个范式，而是说有关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讨论中有三个范式比较流行，支配着大家。

　　第一个是“菲利普斯取舍”（Phillips trade-off），就是学术界常说的“菲利普斯曲线”。曼昆将其列为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是讲周期问题。第二个是“卡尼曼回归”（Kahneman regression）。卡尼曼是一位行为经济学家，他讲到一个回归现象，这个现象本来不是研究经济形势周期问题或者增长问题，但是也被人用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了。第三个是“索洛趋同”（Solow convergence）。因为中国过去这些年处在一个经济增长趋同的状态中，所以很自然也会影响学术界。有趣的是，这三个经济学范式分别对应着经济所的三个研究单位：宏观经济学研究室、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行为经济学实验室。但是，我发现任何一个范式都不足以说明中国经济的现状，因此，我从三个方面讨论认识中国经济应该有怎样的视角。

　　一、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指标

　　首先，判断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现在遇到一个难题——用什么指标去评价经济形势好还是不好。过去，大家都用增长率，符合预期的增长率就是好的。比预期的水平低，就要刺激一下，让它回归到预期水平。那么，这个符合预期的增长率是什么呢？过去大家说至少不低于8%。经济危机或者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就“保八”（图1）。总的来说，学术界认为有一个潜在增长率。如果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就要让它回归到潜在增长率上。一般来说，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或者在一个传统的停滞经济体，它的潜在增长率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也可以把它看作趋势增长率。

　　图1 中国的GDP增长率（1999—2018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但是，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发生了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这个阶段性变化意味着过去一系列支撑经济增长的条件都改变了。资本积累、资本的回报率、劳动力的供给、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所有这些条件都改变了。相应的潜在增长率也就发生变化。因此，似乎已经不太能够知道潜在增长率是多少，是10%，还是8%，还是6%？即使各路经济学家纷纷尝试测算潜在增长率，但是每个人、每个团队的做法都不一样，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就千差万别。所以，我认为，现在已经不应该再用经济增长速度来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了，因为已经很难找到依据了。

　　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两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所谓的“菲利普斯取舍”。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就业优先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层面。怎么纳入呢？最好的纳入方法就是用失业率，特别是用调查失业率来评价宏观经济形势好还是不好，以便决定要刺激还是不要刺激。但是也有宏观调控部门会质疑，说用失业率做判断指标的用意是好的，但是失业率是一个滞后指标，怎么能用滞后指标作为预先调控的依据呢？

　　为什么宏观调控部门说失业率是滞后指标呢？我就查了查，发现通常人们说的失业率确实是一个滞后指标。相对于滞后指标，有先行指标，还有同步指标。但是，失业率什么时候滞后过？谁告诉它是滞后的呢？主要是美国人说失业率是一个滞后指标。为什么？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美国经济遇到了一个麻烦，叫作“无就业复苏”。每次经济危机以后，要复苏的时候，经济回归了，但是失业率没有降下来。因此，在美国，失业率就变成了滞后指标。此外，失业率是先行指标、滞后指标还是同步指标，大多数情况下是市场界人士的看法，也就是说是投资人的看法，不应该是宏观调控部门的看法。事实上，很多投资界人士在实务活动中已经放弃这样看。不管怎么说，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应该从增长速度转向失业问题。

　　二、当前中国经济减速不是周期性现象

　　现在存不存在“菲利普斯取舍”的表现呢？可以通过统计数据来判断。图2（a）是消费者价格和城镇调查失业率关系图。对应着看，两者的取舍关系目前没有展现出来。不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很低，而且两者之间没有预期的那种交替、取舍关系。也就是说，无法得出中国经济增长遭遇周期性波动的证据。图2（b）是城镇调查失业率变动情况。从较长时期来看，我国失业率都是保持在非常稳定且较低的水平。具体而言，城镇调查失业率是在5%左右的高度稳定状态，不仅波动很小而且水平较低。总的判断，同时也是根据定义来判断，5%大约就是中国城镇的自然失业率。

图2 通货膨胀率和城镇调查失业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作者估算。

　　图3是一些国家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的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可以看到，很多国家都经历了经济波动以及和经济波动相关的失业率波动，也可以看到其中呈现的“菲利普斯取舍”。但是，唯独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经历稳定、缓慢下行的过程中，失业率保持较低的水平，而且高度稳定，没有显示出其他国家那种经济周期波动现象。所以，至少从一直以来的趋势看，周期问题不是我国当前遇到的主要问题。当然，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后，不可避免会发生外部需求方面的冲击，那时也可能会发生周期现象。

　　图3 部分国家200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关系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https:// www.ilo. org/ 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 lang—en/index.htm）和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 data. worldbank. org/），2019年1月1日下载。

　　三、中国经济的中近期趋势与“回归”无关

　　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对中国经济发表了很多看法。他的一个看法是说，有一个规律是谁也回避不了的，叫“回归到均值”。这个均值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但是，他解释说，他说的均值可以理解成“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世界平均增长速度无非就是3%左右。他据此对中国经济做了预测，当时得出的结论，似乎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就应该回归到均值了。从当前看，不管怎么看宏观经济，不管认同不认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恐怕谁也不会相信2015年中国经济已经回归到靠近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

　　所以，萨默斯的判断实际上已经失败了。萨默斯并非中国经济的唱衰者，我们应该从方法论角度理解他为什么做这样的判断，这样有助于用正确的方法论认识中国经济。其实，他所说的“回归到均值”是行为经济学家发现的一个现象。生活中也常常看到的一个现象是，譬如在美国棒球比赛中，观众发现当前赛季表现异常出色的球员，下一个赛季通常表现十分糟糕。也就是说，这个球员的潜在增长率是固定的，不管表现好还是表现糟糕，最后都倾向于回归到潜在增长率上。这就是所谓的“卡尼曼回归”。

　　把这个现象类比于宏观经济学或者把这个概括应用在经济分析中，对应的则是宏观经济周期现象。但是，将其应用在一个正在发生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中国经济语境下，应该是不合适的。我理解萨默斯有一个著名的假说叫“长期停滞假说”。这个假说首先解释的是美国经济；因为美国经济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密切相关，所以这个假说也可以解释其他发达经济体；同时，发达经济体对世界经济至关重要，因此，这个假说解释世界经济似乎也无不可。但是，萨默斯教授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忘了就此打住，反而进一步用来解释中国经济。既然中国经济目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阶段性的变化，我觉得他的“回归到世界平均水平”这个判断显然不适用于中国。在中期或者短期之中回归均值的判断，与中国没什么关系。

　　我们还需要回答一下，萨默斯到底讲的是周期现象，还是增长现象。不管怎么说，回归潜在增长率是周期现象，回归世界平均值是增长现象。我相信，他是从周期现象的角度做出这个判断的。如果他说的是改革开放的前30年的情况，说增长速度要回归到中国自己的潜在增长率，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对近期的经济分析帮助不大。

　　中国经济过去也有过这种情况，当潜在增长率是10%的时候，每次增长速度比它低或者比它高，最后都会回到这个平均水平上（图4）。但是，如果把2010年作为一个临界点或者转折点的话，2010年之前是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期，之后是后人口红利时期。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力资本改善迅速，储蓄率和资本的回报率很高，生产率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可以迅速提高，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高速增长。当时的潜在增长率大约是10%。在2010年之后，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不太可能是原来的潜在增长率了。

图4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作者估算。

　　如果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的确到了回归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就意味着中国不再具有后发优势，不再有机会赶超发达经济体，不再有机会与高收入国家实现发展水平的趋同了，因此，就要很快回归世界平均水平。是不是这样的情形，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判断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经济增长潜力。

　　四、中国经济赶超的潜力仍然巨大

　　再看看“索洛趋同”。趋同的定义就是，由于资本报酬是递减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其起点的人均GDP水平越低，随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这样维持一段时期，其增长速度会快于比其更富有的国家，因此，世界经济趋于更加均等。很长时期，至少1990年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世界经济的趋同，只有“俱乐部趋同”——几个群体内的经济体，如发达经济体内部、最不发达经济体内部，各自发生自我趋同。但是，发达和不发达经济体之间没有趋同。

　　1990年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随着实行计划经济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加入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分工，加上亚洲一些国家对外开放，国际贸易回归李嘉图模式，即国家之间通过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间贸易，分别获益。作为结果，世界经济真正出现了趋同现象。虽然需要做严格的检验来判断趋同现象，但是，至少从图5这种描述性统计也可以看到，1990年至今，在起点上人均GDP越低的经济体，确实在随后时期的增长速度更快。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现象，在1990年之前也是见不到的。因此说，至少趋同的迹象是出现了。我国恰恰是最典型的起点人均GDP最低、随后人均GDP增长速度也最快的国家。

图5 1990年后不同经济体增长速度的趋同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我国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人均GDP只有100多美元，到今天已经接近10000美元。按照规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趋同速度一定会放慢，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就是下降的。然而，我国仍然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同发达经济体还有巨大的差距，仍然有继续趋同的空间。例如，目前中国仍然处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2017年，以中国的人均GDP为基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GDP算术平均值为中国的1.12倍，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中国的5.67倍，美国为中国的7.25倍。这意味着中国还有后发优势和赶超发展的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的经济增长减速不是周期现象，因而不存在回归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即不会保持以往几十年那么快的增长速度，因为我国的后发优势变小了。但是，我国赶超的潜力远远没有耗尽，因此，需要通过改革保持持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预计在2050年之前，我国应该保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的增长速度，那就意味着回归到均值是几十年的现象。

　　五、结语

　　总之，当前中国面临经济减速不是需求侧周期现象，不应该用“菲利普斯取舍”判断目前中国经济形势。当然，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需求侧的因素会越来越强，需求冲击也是潜在风险，但是从长期看不是这个因素。同时，随着人口红利窗口的关闭，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不要再以原来的增长速度作为基准判断经济形势。增长速度预期应该是新的潜在增长率。然而，中国仍然是中等收入国家或（几年后）较低水平的高收入国家，仍有赶超和趋同的机会。这意味着既不要预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原来的增长率，也不必相信中国增长速度回归到世界平均值。要在边际递减的趋同条件下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必须要有更大力度的改革和开放。